为了体念父亲与宋美龄的婚姻关系，顾及与宋美龄之间微妙的“母子”关系，蒋经国必须谨小慎微地处理若干问题。小自应对进退，晨昏定省，大至家事、国事，凡涉及宋美龄者，蒋经国无不小心应对，从来不敢稍有造次。生母毛福梅后事之处置，基于父亲已关照，既不能过于张扬，可是为人子者又不可草草了事，故而让蒋经国大伤脑筋。由于战争的耽搁，毛福梅的安葬事宜其实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才全部告一段落，诸如墓地的选定、墓志铭的撰写、墓碑的题字落款，都让蒋经国大费周章。
蒋经国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致父亲的信上说：“生母前之墓碑已遵大人之意请吴老先生书写。”一九四八年二月一号的信上说：“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一、关于为生母立墓碑与作传事，儿定遵谕办妥，附呈吴老先生有关墓碑评论一则，敬请大人一阅。”蒋经国信上提及的“吴老先生”即吴稚晖，毛福梅作传立碑之事，蒋介石即命请吴稚晖捉刀。
蒋经国自己先写就了一幅碑文样稿，上面以毛笔写了“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八个大字，吴稚晖就在蒋经国写的样稿旁边，写下这段文字：“生母习惯指妾，不可用。不用蒋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毛太夫人，实为蒋经国之显妣也”，接着，吴稚晖在一旁写下八个大字：“显妣毛太夫人之墓”，以取代蒋经国写的“蒋子经国生母之墓”，吴稚晖并加上了脚注说明：“称不可表以为母氏也，凡子女以母氏为太夫人”。为了这一方石碑，吴稚晖已经设想得面面俱到，“显妣毛太夫人之墓”这八个字，一方面顾虑到蒋介石可以在宋美龄面前好交代，不致让宋美龄吃醋。同时，也顾虑到了蒋经国的立场，毕竟毛福梅是蒋家为蒋介石明媒正娶的元配，假设连“显妣”二字都不敢用，那不光是对死者毛福梅不尊重，更对孝子蒋经国不公道。
换言之，吴稚晖认为，不论是传略，或者是墓碑，都不宜以蒋氏父子所谓的“蒋经国生母”来称呼毛福梅，而必须以“显妣毛太夫人”称呼毛福梅，这不仅是恭敬已逝长辈，更是对中国传统礼制的尊重，这或许正是孔老夫子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的微言大义吧。为毛福梅立碑，最后定案的题字是“显妣毛太君之墓”，落款处则铭刻“男经国敬立”。将毛福梅生前事略编入家谱，亦是抗战胜利后蒋家一大盛事。蒋经国奉父命委请吴稚晖写就母亲的生前事略，但是，他也考虑到父亲蒋介石的多所顾虑，因而除了刻意避免事略中某些辞句举措引起宋美龄不悦，事前曾敦请吴稚晖规避，等吴稚晖写好毛福梅事略，蒋经国则将有关毛福梅传略、祭母文、墓碑碑文等内容，全部呈给蒋介石过目定夺，蒋经国完全听从父亲意思办理，个人完全不表达强烈意见，只扮演被动角色。故而，蒋经国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给父亲的信上写道：
前奉谕，托请稚晖先生为儿生母作一传，以备刊入家谱，儿之衷心感动万分，曾为此亲谒稚晖先生，作数次之长谈，并以生母事略与祭母文，送稚晖先生参考。在事略与谈话中，皆曾特别指出，生母与大人离婚后，由祖母收为义女一节，并恳请稚晖先生对于此点在传中加以叙述，日前接奉稚晖先生手书，并附生母传一篇，但此传“但叙母子不涉夫妇”，此乃稚晖先生自己之意思，与大人之本意，以及儿之所请者，自有出入，但亦未便再向稚晖先生提出修改之意，故将稚晖先生手书，与其亲书之儿生母传，以及曾供稚晖先生参考之事略与祭母文，呈请大人核阅，儿一切决遵大人之意而行之，请勿以儿意为念。换句话说，吴稚晖不仅仅不认同蒋介石父子以“蒋经国生母”称呼毛福梅，更不认同蒋介石把毛福梅与蒋介石离婚后，曾由蒋母王太夫人收为“义女”的情节，纳入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传略及祭文之中。吴稚晖认为，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女士将蒋经国母亲毛福梅收为“义女”，是避免毛氏离开蒋家的权宜之计，此为王采玉、蒋介石和毛福梅三人之间的事，和蒋经国毫不相干，吴稚晖并以“但叙母子不涉夫妇”，未将王采玉收毛福梅为“义女”之事纳入传略或祭文。吴稚晖意思至为明显，蒋介石要注明毛福梅为王采玉“义女”之事，应是避免宋美龄之吃醋，但是，事略与祭文的主人公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故而根本无需以“义女”之说狗尾续貂。
由此可证此时之蒋经国内心之压抑，以及为了不致影响蒋介石与宋美龄之感情，他表现了自己完全不在乎任何安排、一切以父亲之意旨为意旨的态度。关于毛福梅的归葬事宜，及立碑、传略、祭母文，实际上最后都有蒋介石干预的影子。例如，吴稚晖写的毛福梅墓碑碑文是“显妣毛太夫人之墓”，然而，蒋介石最后拍板的墓碑碑文刻的却是“显妣毛太君之墓”。这最后手笔，乃是蒋介石修改后的结果，说明蒋介石仍觉得以“夫人”称呼毛福梅似有不妥，为免造成宋美龄之不快，故而修润成“太君”二字。按古代的制度，唐宋之间，凡当四品官的人，都可称死去的母亲为“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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