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多城，原题为“女革命者的愤怒：辛亥革命是一场过河拆桥的革命？”，本文为节选
在孙中山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位名叫陈粹芬的女士曾在他身边陪伴多年。在那最艰苦的流亡岁月里，伴随孙中山左右的女人不是后来被视为“国母”的宋庆龄，也不是他的元配夫人卢慕贞，而是这位鲜为人知的陈粹芬。不过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后，陈粹芬淡出了孙中山的生活。由于她的地位实在是微不足道，以至于现在的史家还在考证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与孙中山分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陈粹芬对离开孙中山从无怨言，革命胜利后也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安安静静地在南洋隐居。孙中山的家人则把陈粹芬视为他的“侧室”——这好歹是一个身份。
如果所有为辛亥革命出过力的女性都能向陈粹芬这样“识大体顾大局”，那就皆大欢喜，就不会闹出后面的许多纠纷了。但是显然，唐群英、林宗素这些人不仅仅是女革命者（碰巧性别为女的革命者），更是地地道道的女权革命者。男性革命者们争的是人权，在女性革命者看来，这个人权自然而然地包括妇女的人权。男人可以参政，女人也同样可以参政。男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人也应该有。她们不但抱定这样的信念，而且一早就行动起来。1911年12月20日，民国尚未正式建立，福建女杰林宗素就带头发起了“女子参政同志会”，对女性进行参政培训。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女杰们满怀憧憬，积极准备迎接新纪元。
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向来在理论上支持妇女参政，并做过这样的承诺。1912年1月5日，国会尚在筹建，林宗素代表女界谒见孙大总统，要求他当面承诺允许女子参政，孙中山当即答应了下来。谁知道这条消息一经见报，立刻引来非议。无论是老革命章太炎、手握军权的江苏都督程德全、还是状元公张謇，都表示不满。以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写信给孙中山说：“某女子以一语要求，大总统即片言许可，足未明定法令”，这么说也就罢了，后面紧接着又批评妇女们是无理取闹：“而当浮议嚣张之日，一得赞成，愈形恣肆。”字里行间对女人的蔑视表露无遗。当时正处于南北议和的艰苦时期，孙中山绝不会因为女子参政之事节外生枝，于是赶紧解释说，他那天跟林宗素不过是“个人闲谈”。
接下来，袁世凯同意敦促清帝退位，孙中山则同意辞职，让袁世凯当大总统。为了确保袁世凯领导下的新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加紧制定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这期间，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王昌国、吴芝瑛、张群英、沈佩贞等女界代表不断上书，要求在《约法》中写进保障妇女参政权的条款，结果等3月11日《约法》出台后，女界代表气愤地发现里面对此不置一词。一个星期后，便发生了“大闹参议院”事件。这些参加过革命的女杰对事态显得缺乏耐心，在议事厅上“咆哮抗激，几至不能开议”。她们最终动起手来，可是卫兵踢倒了，窗玻璃也砸了，有关女子参政的提案还是没通过。大多数参议员认为：连欧美诸国尚未开始女子参政，在中国这事也先放一放，以后再说。
那时袁世凯已经正式成为民国第二任总统。到了4月，政府迁都北京。女界代表不肯放弃自己的诉求，5个妇女团体在南京联合组建了“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决定派代表到北京。
北京的形势更糟糕。北京的参议院当时正在讨论一项与妇女参政密切相关的问题：国会选举法。该法草案一开始就把妇女剔除在外，规定国会议员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必须是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唐群英、沈佩贞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代表赶到北京，起先是向参议院上书，要求修改法律。可是这个上书连被讨论的资格都没有，交上去后就被闲置了。女界代表与参议院对峙多时，参议院绝无让步之意，矛盾越来越激化。女界认为：“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生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因此女界代表早就声言，如果达不到目的，势必诉诸武力。可是，她们的武力并不是枪炮炸弹，充其量只是她们自己的拳脚。1912年8月10日，《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正式公布，没有女人什么戏唱。那天唐群英、沈佩贞等60多名女界代表强行闯入参议院，在痛斥之余只好说狠话，声称如果袁大总统不赞成妇女参政，妇女“亦必不承认袁者为大总统”。
参议院毕竟是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有很多不是革命党，反对妇女参政尚属意料之中。而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背叛对女子参政的打击尤其沉重。出于党派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在这年8月改组国民党时广泛团结各方，以便能够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政党，这样就能实际控制国会，与袁世凯政府对抗。为了团结不同的政治势力，总归要做出一些牺牲，妇女参政权就属于被牺牲的内容之一。在女会员不在场的情况下，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等”条款删除了。
此举激起了女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在这个本该喜气洋洋的场合，却发生了“掌掴宋教仁”事件。据称动手打人的有唐群英、王昌国、沈佩贞等十余人。她们冲到宋教仁面前“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辛亥革命期间，女杰们正是依托了革命党才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而现在这个党抛弃了她们——起码在参政问题上抛弃了她们，她们不得不依赖自身的力量从头再来。但她们自身的力量何其薄弱，根本就不堪一击。没过多久，袁世凯政府找了个理由，把“女子参政同盟会”给取缔了，民初的妇女参政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其实，妇女革命与政治革命本来就是两回事，可以说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当政治革命成功后，妇女革命就不得不面对那些根深蒂固的阻碍。最大的阻碍来自妇女自身。毕竟，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女性依旧如秋瑾在《中国女报》第一期上所说的：“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经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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