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行事”
抗战期间，卫立煌率部转战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战功。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卫立煌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也称他为“常胜将军”，这种殊荣，在国民党军人中实属罕见。但蒋介石对卫在抗战中的表现却不甚满意，对他在山西作战时与八路军的密切关系已有所察觉，所以抗战胜利后，借口让他考察欧美，解除了他的兵权。
1947年底，国民党军在东北屡遭惨败，蒋介石打电话给正在法国的卫立煌，令其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不知该怎么办才好，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打电报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给了比较灵活的复电，让他“相机行事”。他还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电说：“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蒋介石本希望借助卫立煌的军事才能和威望挽救东北败局，但他根本没有料到，卫立煌已经不是原来的卫立煌了。在抗战中他就曾保证以后再也不打共产党，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抗战大局和国共两党的关系，当时中央委婉地转告卫，到哪里都能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产党。
卫立煌到东北后，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蒋介石如何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他总是驻守原地，拒不出战，同时收揽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似积极备战，颇能掩入耳目。他常对周围人说：“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中其圈套，只有积蓄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变化。”他的这种“静待时机”的僵持状况一直持续到辽沈战役开始。
战役打响后，蒋介石让卫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卫却借口“沈阳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执行蒋的命令。同时强令手下要稳扎稳打，不要做无益的牺牲，对于廖耀湘装甲兵团的燃料弹药供应，不准超过一星期，造成行动迟缓的廖耀湘兵团全部被歼。战后国民党在总结辽沈战役失败原因时，认为“东北之失陷，基于锦州之失守，由于沈阳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达，在于卫立煌之不能即时奉行命令”。卫立煌“贻误戎机达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
内战中，卫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可能按兵不动，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响，既使东北高级将领们无所适从，也使蒋介石的战略计划泡汤，在战争关键时期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
“战犯”回归
辽沈战役结束后，卫立煌逃回南京，被蒋介石下令扣押，软禁起来。通过内战，卫对蒋彻底失去了信心。卫本来在蒋嫡系中并不得意，征战多年，却没有自己的地盘，自己军队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到头来仍是光杆司令一个。同时，他也意识到心狠手辣的蒋恐在不久对他不利，准备逃往外国避难。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趁机逃出南京，隐居香港，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放过他。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卫立煌名列其中，他长叹一声，说：“我有救了！”蒋介石曾两次派人游说卫去台湾或者去国外，均遭到拒绝。卫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回到新中国，等等再说吧。”卫立煌并没有因为自己名列战犯而对中共的统战政策失去信任，这是由于自抗战以来多次与共产党人接触，深知其统战政策的真诚与伟大。故而，仍于新中国成立的喜庆日子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从香港向北京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犹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从电文的措辞，可以看出卫立煌的诚挚心情。
1955年3月，卫立煌在中共的热情欢迎、周密安排下，终于回到大陆，并发布《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用锋利的言辞，有力地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卖国求荣、鱼肉百姓、排斥异己的种种罪恶，热切号召爱国的国民党将领起义回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标志着卫立煌的思想转变又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1938年4月访问延安，到1955年3月毅然回归祖国，中间相隔17年时间。这17年间，卫立煌经过反复的实践与认识，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卫立煌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民革中央委员。回到大陆后的5年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统一大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河北青县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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