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伦敦的各大拍卖行正在因为中国的春节即将到来而调整拍卖日期。毕竟一些重要的中国买家或者卖家也许都会首先选择与家人团聚，他们的缺席自然会影响到拍卖的质量。
伦敦无疑是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为自己正名的最重要的城市。80多年前的1935年11月28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隆重开幕，这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在伦敦举行的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文物对外展览。来自中国的展品80%是故宫博物院的精品收藏，还有一些最新的出土文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14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和私人机构提供的中国艺术收藏品，展品总数超过3000件，堪称举全世界之力量，展现中国艺术品的精华。为了这次展览，外方成立了由收藏家和鉴赏家组成的遴选委员会，由著名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尤摩弗帕勒斯、赫伯森，汉学家伯希和、戴维德、拉斐尔等负责挑选中国之外的藏品。
这一切其实来之不易。
虽然自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起，中国艺术品或工艺品就大量进入王室和私人收藏的奇物室。但早期收藏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几乎一无所知，来自中国的外销瓷景泰蓝等以夸张怪诞的风格迎合了当时西方对于远东的想象。19世纪晚期，随着古代墓葬、洞窟文物在市场上的出现，中国艺术好的一面才开始呈现在收藏家面前，尤其是日本对于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也影响到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而几件大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及辛亥革命的爆发，尤其是清帝退位，使皇室的大批已形成体系的艺术收藏流入民间并流入西方成为可能。藏品的丰富激发了汉学家和收藏家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兴趣。
事实上，伦敦的此次展会并不是由一国所独立操办的，也不是任何国家政府的行为，而是由西方数位中国艺术的收藏家所鼓动的。毕竟经历了数十年收藏的积累，西方的中国艺术收藏逐渐进入了制度化的新阶段。在欧美的大中型收藏机构中，中国艺术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西方对于中国艺术品的认知提升，还要感谢大量汉学家。比如法国汉学家雷慕沙，他翻译过《中庸》，并替皇家图书馆编译中文图书目录，他懂得汉语、满语和鞑靼语，使汉学成为具有专业水准的科学。还有沙畹，他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他用一生的时间翻译《史记》、研究中国佛教，考察文物、碑帖，尤其是他对出土简牍的校正和西夏文的识读，曾对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不得不提的还有拉斐尔·彼得鲁奇，他是法国著名远东艺术史权威，沙畹的学生，曾受聘大英博物馆东方版画与绘画分部，并负责过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绘画品的整理与考释，发表《斯坦因考察队所获敦煌佛教绘画》等论文，留有大量敦煌研究手稿。当然还有大家更为熟悉的伯希和。他们这些汉学家为当时收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编制文物的目录，写各种的研究文章，极大地提升了中国艺术品的品质。
正是在伦敦的这次中国艺展上，中国也为展品编制了详细的图录，尤其是铜器、瓷器、书画等的图说，为了向西方讲清楚中国艺术的价值与精髓，全部实现与当时的潮流接轨，聘请了著名的学者写了专门的介绍文章。
文字传递观念。艺术品或文物赋予观念以可见的形态。假如文字传递的观念是模糊的，缺乏感受力的，艺术收藏正可以纠正错讹，清晰观念。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伦敦的中国艺展，并不仅仅是一个收藏史或艺术史的事件，更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人类文明的交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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