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珊冷笑了一下对他说：“你的大作，我也时有拜读，不过我极少见到如你所说的对日本人的批驳。倒是你在《弃文就武》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和日本人战争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陆上岸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何能抵抗人家？’你公然替日军张目，使你的卑颜屈节、卖国求荣的面目暴露无遗！你还有什么好讲的？！”
“我要说，我还有很多需要向法庭陈述的理由……”周作人见两个警察上前不容分说地将他往外拖时，就拼命地挣扎叫喊：“你们让我说完呀！你们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枪毙我呀！我要上诉呀……”
当晚，他被押解到壁垒森严的南京老虎桥监狱。
虽然，换了地方，他的单室待遇没有改变，但性质却截然不同了，这里除了期待上诉的好消息外，剩下的只有等死的内容了。因此，他必须抓紧可能剩余无几的时间，全力地给友人写信，内容有排解内心伤感的，更多的是具有求救的实质含义。那些希腊的神与英雄在他的思想里突然跑得无影无踪，因之，他在判决后绝食了两天后，突然想起了“只有生命的一点点延续才能以求得永久”的道理，这对他来说其实很简单，但对于他此时的境地这种道理就有点弦外之音了。后来，他开始想起了他曾在笔下写得让人怦然心动的那些精致的美食来，那些香甜的气息在他思想深处渐渐地弥漫开来，这让他对写求救信找到了依据，也让他用于求生本来有些笨拙的笔增添了无形的勇气。也正是由于此，当他面对夜晚昏昏欲睡的牢室，他的思想除了飘忽不定外，更多的是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他觉得他的确不能像他的长兄那样铮铮铁骨，他的确表里不一，的确对于生命的考验弄尽了奴颜屈节的细节。因此，他觉得法庭对他的判决，主要的评价还是恰如其分的。
大约是被判的一周后，他的朋友胡适得到消息，突然来到了他的囚室。“知堂兄，你学问很高，可惜你政治上表现得不成熟啊，小弟对你的遭遇除了同情外就是深深的惋惜呀！”胡适在监狱长的亲自陪同下，一进他的监室就开口对他说，“五四文化期间，你常到陈独秀办的《新青年》上发表触及政治的文章，我就常奉劝你多做学问，少问政治！日本人来了，朋友们都劝你离开北平，可你不听，你不明白你只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充其量也就是政治家的一个陪衬而已，结果，才落到如今的地步……”
周作人见胡适一进门就当着监狱长的面这样责怪他，一时悲愤交加，他不能自持地哭道：“我如今已经是被判极刑的人了，那些难堪往事还提他有何用呢！现虽已上诉南京最高法院，但今生还有活命，就全靠您老弟为之奔走了！凭先生的声望，想必蒋委员长也……”“这个请知堂兄放心，我胡适的为人想必你也是知道的……”胡适生怕当着监狱长的面他又说出什么对当局特别是刚才说到蒋介石有什么不妥的话来，连忙接过话来，“……我的确要面呈委员长，我要向他说出你的苦衷，你的无奈。你终究是个文化人，手无缚鸡之力……委员长也是个爱才之人，当今党国正是百废待兴、用人之际，我想他在听了我的劝谏后，会对你重新发落的……请知堂兄先安心生活，有什么要求尽管向陈监狱长提，我都已经给你打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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