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中）和妻子羽太信子（左一）等人的合影（资料图）
惨痛悔悟
1946年5月16日。
凌晨时分，天地间一片昏暗，一架大型军用运输机从北平西郊机场起飞，瞬间消失在乌黑的云海之中。
飞机要飞向何地？除了机组人员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当年在新文化运动中与胡适齐名的北大教授、日伪期间的华北督学、汉奸文人周作人。
此时，周作人和12个囚犯一起被五花大绑地跪坐在飞机两排座椅间的狭窄地方，十多个手握短枪的便衣分坐两旁的座椅上，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嘴里不时对他们发出“他妈的，死到临头，还他妈的装腔作势”的吆喝声。在这群或垂头丧气、或呆若木鸡、或惊恐万状的囚犯当中，他的容貌举止尤为突出。作为文化名人的他，当看到自己与当年任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的章燮元，以及一些亲日政客关在一起时，他的敏感让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押解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去审判的。于是，他在临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突然要求让家人送来他以前在北大讲坛上习惯穿着的蓝布长袍。也许这更符合他的身份，也许这对他在审判时会带来或多或少的帮助。
的确，此时他穿着这身长袍，配上他那满头花白的短发，以及几个月未刮的胡须，尽管神情萎靡、且有些蓬头垢面，但仍然会感受到他作为文人的特有气质，哪怕只是个落魄文人，也有别于那些草莽武夫。“我只是个教书的文人，毕竟不同于那些手上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人”，他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目前唯一的安慰。在飞机的轰鸣声中，他看到昏暗的光影下，那些颤抖的身子和已成灰色的面孔紧紧地包围着他，这让他觉得不公。于是，他努力直起身子，抬起头颅，并很想以友善的面孔去面对那些涉世不深的枪手们，可惜理想与现实总会有差距的，他刚挪动了一下身子，还没等直起来，更谈不上抬起头，就已遭到了几下击打和辱骂。“你他妈的，还以为你是过去的教授，快低下去，安静地等死吧！”随即，他的头在枪柄的作用下，出现了血迹，他的心弦也一下子绷断了，这让他始料不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唉，我好后悔呀！”周作人将他那流着血的花白头颅颓然低下时，不禁泪如雨下。“唉，唉！晚了，晚了！当年悔不该不随北大南迁，女人真是祸水呀，我怎么就听了夫人羽太信子的话呢?……也怪自己意志不坚……唉……”泪眼中，当他再次看到自己挤在那些恶贯满盈、手上沾满国人鲜血的日伪汉奸中间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胆怯、彷徨、后悔和痛不欲生的感觉油然而生。自己当年也是北京有名的大学者，曾与茅盾、叶圣陶等名家组织过“文学研究会”；又曾与鲁迅、钱玄同、林语堂等学者作家办过“语丝社”；特别是在1926年发生学生运动时，还曾是被段祺瑞反动军政府通缉的“过激分子”；次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中共领袖李大钊时，他也作为进步人士而遭到通缉，他办的“语丝”社被查封了。那时，他与鲁迅是同样受到国人和学术界大力推崇的。可是，自从轻信了妻子羽太信子的话后，他便一步一步地陷入了与中国进步人士分道扬镳的歧路险途，以致堕落成如今国人所不齿的一个文化汉奸。冷静下来的理智让他必须明白这天地沧桑轮回的缘由和有关或无关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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