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环球时报》2017年3月7日 第13版
孟可心
在遥远的南半球秘鲁，有一份百年历史的中文报纸《公言报》。这份报纸地处地球最南端，虽然在久远的年代与祖国相距遥远，通讯不畅，但它的传奇历史却始终与祖国息息相关。这份南美最古老的中文报纸，在祖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百多年来由于经济和其它原因，报纸曾几度停刊、复刊，却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
秘鲁的《公言报》可以说是报界鼻祖。这份报纸创刊于1910年3月7日，正是清政府崩溃前不久。在此之前那段漫长的时期，饱受煎熬的旅秘侨众从来没有自己的华文刊物。《公言报》始终高举共和的旗帜，声援大洋彼岸孙中山先生，旨在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公言报》最初的名字是《兴华报》，由何海珊主办，不久因经费困难而停刊。因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了声讨其叛逆行为，在旅秘富商谢宝山的资助下，主笔何励儒重整旗鼓复刊改名为《救国报》，后又易名《侨声报》，之后1928年定名《公言报》。从报名变更可以看出，这是一份爱国并竭诚为侨胞服务的报纸。抗日战争时期，《公言报》号召广大旅秘侨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宣传抗日，有效地支援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它是一份在秘鲁出版的中文报纸，但是《公言报》不仅在旅秘的侨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老一辈的秘鲁人当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张耀明先生的名字，笔者1996年刚到秘鲁《公言报》工作之初就有耳闻了，后来见过几次面。张耀明1949年来到秘鲁，此时的秘鲁在反共的高压事态下，侨界中两派有着严重的政治分歧。他积极争取《公言报》和侨界先进的爱国人士，运用报纸为宣传新中国做工作。当年在秘鲁宣传新中国是会被跟踪监视的，负责《公言报》的张耀明、刘剑虹等都曾为此坐过牢，但所有困难都没有阻碍报纸的出版和发行。
笔者在采访90岁高龄的何莲香女士时，她回忆起1957年进入《公言报》的工作经历。当年她进入报社是因为总编张耀明和刘剑虹被抓入狱，报纸要继续出版，没有人手，那个时期又没有人敢冒这样的风险。何女士在秘鲁出生，她称当时自己的中文水平只有小学程度，而且是在秘鲁侨校学到的一点点中文知识。当时的报社条件极差，拿不到工资，加上还有秘鲁当局经常派人来报社审查，但他们仍坚持每天出报。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多宣传新中国的信息。
何莲香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画册。由于当时秘鲁政府对新中国的不认同，从中国寄来的东西要经过复杂程序才能收到。因为她为爱国侨报《公言报》的工作，秘鲁当局把她当重点盘查对象，经常上门搜查与新中国有关的资料。这本画册来之不易，她非常珍惜。但有一次，为保护家中收藏的五星红旗，她将其埋在花园里，没想到画册被搜查的人发现没收了。为此她哭了一个晚上。
1969年，当时秘鲁政府的支柱产业鱼粉销路不佳，大量积压。秘鲁政府了解到将有一个中国商务代表团访问智利，秘鲁总统就找到在《公言报》做总编的何莲香，把秘鲁政府开始考虑与中国建交的想法向她透露，让她帮助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中国，并希望她带一封信交给中国驻智利大使馆。这么重要的事情能委托她去办，何女士非常激动，她自费飞去智利，亲手把这封信交到了中国驻智利大使林平手中。1971年，中秘正式建交，何莲香也被人们尊称为“中秘建交的使者”。
何女士回忆说，在五六十年代许多秘鲁华侨不敢公开买《公言报》，怕被扣上亲共的帽子，一些华侨偷偷买份《公言报》赶紧放进口袋里，回到家里才看。但是许多华侨还是通过这份报纸的新闻信息，慢慢改变了对新中国的看法。她说，特别是中国与秘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政府邀请了秘鲁国会议员和秘鲁最大的《商报》老板访问中国，秘鲁政客和媒体对中国的印象从此发生很大变化，当年的《公言报》也销量大增。
1961年10月，何莲香随华侨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上，她见到了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大革命”后，何莲香又一次随华侨代表团回国参观访问，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对她说：“要依靠广大侨胞，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克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并根据群众的需求，实事求是地介绍新中国，努力把报纸办得更好。”1995年10月，李鹏总理为《公言报》题词“努力办好公言报，增进中秘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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