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9年04期，作者：李意根，原题：刘伯承生死情系红四方面军。
临危授命，援西军司令员千里营救西路军
1937年2月27日，刘伯承担任了援西军司令员，而这个“西”，指的就是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
早在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中革军委先后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九军、五军渡过了黄河，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苏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打通从蒙古到前苏联的交通线，以便获得国际援助，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在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骑兵和国民党胡宗南部优势兵力的夹击下，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但由于环境恶劣，众寡悬殊，给养困难，特别是1936年12月在甘肃永昌战斗中损失惨重，一大批指战员壮烈牺牲。对此，军委于1937年2月27日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决定立即组成“援西军”，对西路军进行援救。援西军以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二十八军和骑兵团组成，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左权为参谋长，刘晓为政治部主任。其中，红四军、红三十一军也是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就这样，时任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的刘伯承，开始了率领着红四方面军一部营救另一部的行动。刘伯承的命运也与这支部队紧紧联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
1937年3月5日，刘伯承率援西军从陕西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向西挺进。3月10日左右，部队经肖金镇、电字镇到达甘肃东部的镇原县。3月中旬，从各军抽调干部组建了司令部和政治部机关。3月13日，刘伯承突然接到了一份党中央的电报。他一看电报内容，不敢耽搁，立即下了两道命令：一是“停止前进”，二是“团以上领导集合”。在一座普通宅院的普通房间里，刘伯承满脸铁青，传达并通报有关情况：“……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二点一万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击溃了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禄旅的河防部队，节节向前推进……西路军将士英勇进击，连克古浪、永昌、山丹、临泽等城镇，到1937年1月，已打到高台县境。但孤军远征，消耗难以补充，又正逢冬季，给养、被装更为困难，一路上损失颇大……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给敌以重大杀伤，然而自己也损失隆重。1937年1月底，全军仅剩八九千人，退守到祁连山区掖县倪家营子……部队连续苦战，终因弹尽粮绝，于3月中旬失败。第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杨克明，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方面军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等高级干部均壮烈牺牲……”通报未念完，一颗泪珠滚落在电报上，被称作“军神”的刘伯承闭上仅有的一只眼睛，哽咽着，再也念不下去了。围坐在四周的近百名团以上军官先是目瞪口呆，紧接着放声大哭，悲痛不已。门外站岗的士兵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这些曾经身经百战的首长们如此激动。
根据党中央关于“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线停止待命，加紧训练”的指示，援西军中止西进，驻扎在西峰、镇原、固原地域，负责营救和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开展地方工作。当时他们在面向祁连山的条条道路上开设了三个招待所，数十个收容站，插上了千百个路标，全力呼唤那些衣衫褴褛、九死一生的英雄们。几乎每天，收容站都能接到回来的人。他们有的扮做乞丐、羊倌，有的化装成游医或者算命先生从山路上，荒原上，沙漠上各个方向回来。每个战士都蓬头垢面、形容枯瘦……在那段日子里，刘伯承每天都沉浸在极大的悲伤中。
就在接收西路军失散人员的过程中，刘伯承的援西军接到了一个“大人物”——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1937年3月中旬，根据石窝子会议，徐向前将部队交给李先念率领，自己根据中央的指示到延安汇报情况。一个多月以后的4月29日，徐向前在小屯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和刘志坚。4月30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当晚，任弼时、张浩、杨奇清等人闻讯赶来，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徐向前向大家介绍了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血战情况，当谈到祁连山分兵，几乎全军覆灭时，眼泪在眼眶里闪动，几乎说不出话来。刘伯承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是四方面军的旗帜，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休整休整，咱们一块儿再干！”
5月5日，中共中央获悉一个情报：部分西路军战俘将由兰州押往西安。原来，国民党计划于5月下旬把被俘关在兰州的西路军1300多人分编为军官队(130多人)、士兵队(1200多人)，由西兰公路解送西安。一直都在设法营救西路军蒙难将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得此情报，兴奋不已，当晚电示红军总部的彭德怀，并请他们转告援西军总部，火速派出侦察人员，务要将这一千多名革命种子救出。刘伯承得知消息后，立即组织全力营救。
国民党的九十八师派了一个营约500-人的兵力负责解送这批俘虏。押解队伍于5月下旬从兰州出发，9天后到达平凉，在平凉飞机场由九十八师移交给四十三师。移交第二日上午，由平凉解送将至四十里铺时，国民党四十三师的押送人员发现，有一些三三两两骑自行车商人模样的人，出现在西(安)兰(州)公路上。当押解队伍在路边小铺子休息喝茶时，这些人便推着自行车，向他们招揽生意：“喂，老总，买几个锅盔吃吃吧，走路肚子饿得快，很便宜，一角钱十个。”更奇怪的是，他们买锅盔时，俘虏要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却给两个，甚至还给三个呢。每当递给锅盔时，总是要使个眼色说：“好好看看这是两个，这是三个。”他们让每个人都买了锅盔，才推着车子走了。果然，被俘的同志偷偷掰开锅盔一看，中间夹着两块钱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军官队的党组织秘密决定当晚向镇原方面逃跑，并立即通知士兵队，要他们在路上故意拖延，到四十里铺宿营后趁黑夜一同逃走。到达四十里铺时已夕阳西下，各队吵着要吃饭。饭后即停止行进，就地宿营，分住在老百姓家里，各家早有援西军的侦察联络人员，指点逃跑的方向路线。晚上9时许，雷电交加，风雨大作，乘敌人守戒松懈，军官队和士兵队的部分战士在援西军联络人员的带领下，冒着滂沱大雨，连夜渡过泾河，向东北爬上草峰原，翻过潘阳涧，先后到达镇原，全部回到了援西军。
6月初的一天下午，刘伯承、张浩和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来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刘伯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迎同志们归队。西路军的失败，使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使许多同志被敌人抓去了，他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与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们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方法，坚持斗争。回来的同志，都冒着生命危险，才逃出敌人的魔掌，是好样的，是我们的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完全给予信任。”这一番话，说得大家热泪纵横，好象走失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
6月14日，刘伯承亲自主持了西路军干部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和红四方面军机关干部。刘伯承仔细倾听大家的发言，并且亲笔作了记录。他特别注意发言中提到的西路军被俘或失散人员的下落，一一写入笔记本内，准备提供给中共中央进行营救。这些线索主要有：马禄手下有四五百人，韩起禄部有300多人，凉州有一批干部被押着修马路，甘州、凉州、兰州一带有不少人散失，还有女同志有300多人到了青海。
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陆陆续续接到归来的西路军将士约有2000多人，他们都得到了援西军政治部的热情接待。这些回来的同志中，除了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徐向前以外，还有李聚奎、秦基伟、徐立清、方强、徐太先、黄子坤、肖永银、陈明义等大批西路军指战员，这些人后来都成了统率一方军队的优秀指挥员。
从伤痕累累到浴火重生，红四方面军有了一位好师长
刘伯承担任一二九师师长之时，面对的是这样一支疲惫之师：它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因错误受到了全党的批判，西路军的失败又使得它元气大伤。让这支历尽波折、伤痕累累的部队重新站起来，是党中央交给刘伯承的任务，也是刘伯承的使命。
为了使红四方面军将士早日从低落的士气中走出来，时任援西军司令员的刘伯承首先领导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开始时红四方面军有些干部战士因不了解真相，思想转不过弯来。刘伯承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错误与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对于西路军回归的人员，他指示宋任穷主持援西军审查委员会，逐个审查甄别，作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据秦基伟回忆：他回到援西军驻地时，中央正在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凡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要参加学习，在招待所里住个把礼拜。刘伯承司令员给大家讲话，讲张国焘的错误，讲西路军的失败。刘伯承说：“张国焘是一枚毒药，投到井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喝了这口井的水，需要洗一洗。”此后不久，李达和宋任穷也找他谈话，详细地了解了他在西路军被俘后的情况，特别是开展狱中支部的情况，宋任穷还做了记录。李达认为秦基伟的军事素质较好，要调他去司令部当参谋。由于国共合作，正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秦基伟感到思想落后于形势，有许多新问题都不懂，于是向李达提出了学习的要求，得到批准后，他就住进援西军教导团(即后来的一二九师教导团)学习。
经过整顿后的红四方面军，迎来了自己的新生。1937年7月11日至14日，援西军司令部在镇原县城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司令员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一)取消援西军司令部；(二)援西军部队立即开赴三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四军、三十一军编入刘伯承任师长的一二九师，第二十八、三十二军编入贺龙任师长的一二〇师。
据秦基伟回忆：西路军突围的指导员，除李先念支队到达新疆以外，其余大多数人都是先找到援西军而后编入一二九师的。据此可知：一二九师是在红四方面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保留下来的两个军——红四军改编为385旅，王宏坤任旅长。王维舟任副旅长；红三十一军改编成386旅，陈赓任旅长，陈再道任副旅长洒路军突围出来的指战员也被编入其中。此外，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徐向前担任副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担任该师参谋长。从此，刘伯承正式成为这支军队的领导人，开始了带领这支军队走向辉煌的历程。
9月6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陕西三原县誓师出征。这支以四方面军为基干的部队，首战阳明堡，炸毁日军飞机24架，随后在七亘村两次设伏，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八年抗战，一二九师战功卓著，先后开辟了太行、太岳、冀南等大片根据地。解放战争时，一二九师发展成为中原野战军。解放前夕，中原野战军更名为第二野战军。红四方军从三原誓师时的一万多人，发展到拥有百万雄师的刘邓大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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