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装、海蓝封皮，繁体竖排，版式疏朗，插图精美，全套17本，净重9斤。
这是重新修复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影印自191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民国老课本，第一次印刷的数量都不够摆进全国书店，就基本售罄。
著名出版人张立宪说：“这套书再版之后，托吴宓之女吴学昭送给杨绛先生。她小时候在北京读的小学，用的就是这套书，杨绛先生拿到之后，翻开第一页，不用看书上的文字，朗朗上口，还能背诵。可见，早期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深，过了几十年，一旦被触发，马上就能倒背如流，让我们非常感动。”
本书的编者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都是当时的教育家、出版家，学贯东西的大学者，来给小学生编课本，真的是水准非常之高。这套课本由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十几年间发行量达到七八千万册，是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老课本结缘
腾冲淘来一箱书审定者竟是教育家蔡元培
民国时期的课本，一共是七个学年，包括四年的初小，三年的高小。张立宪选了其中的两门课，新国文和新修身，类似现在的语文课和思想品德课，把这七个学年中两门课的所有的教材全部修复出来。
2009年，张立宪接触到老课本，源自收藏者邓康延的一篇稿件，“民国小学老课本，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老课本的编纂是民间的，无关君王军阀权贵，崇尚天道伦常自然，有着民族风骨的例证，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
2008年，邓康延在腾冲拍摄纪录片《发现少校》，摄制组放假期间，邓康延独自到当地玉石市场闲逛，碰到了老相识杜伯。老人家搬出新近收到的一箱老课本，邓康延翻了翻，留下几百元，把书搬回了招待所。
翻一翻，这些东西就不同凡响了。这些老课本，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之《新国文》、《新修身》，审定者竟是教育家蔡元培，编者庄俞、沈颐、戴克敦、高凤谦、张元济，都是学贯东西的大学者。
2009年夏天，老课本的内文，深深震撼了张立宪，他有了接近、亲近老课本的冲动。“2010年的第一期《读库》，我们做了一个66页的专题，就叫‘老课本’。”
邓康延在专题中抒发了自己关于老课本的感受，“仁爱、礼义、诚信、情趣、方法、逻辑，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之中。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
老课本奇趣
顽童玩彩图贴张蝴蝶和花配得天衣无缝
要还原百年前的小学课本，难度可以想见。“我每次翻这些书，桌上就会铺上一层碎碎的纸屑，有一种说法叫‘翻乏了’，因为这些纸张已经没有任何弹性了。”张立宪说，教材是使用率最高的书，何况课本是让小孩使用的。百年间，老课本肯定有很多经历，也许有很多次在劫难逃，但都顽强地活下来了，最终，伤痕累累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张立宪修复的第一套老课本是石鸥先生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名叫“最新”，实际上是最老的，出版于1904年，中国学堂刚刚推行新学制之后的教科书。106年之后，拿在手里，张立宪直颤抖。
修复过程中，有的书实在太旧了，张立宪他们一边扫描，一边又承担了针线工的工作，把很多书重新缝好。
不过，教科书上的各种痕迹让修书人忍俊不禁，那时候的书大部分是黑白的，有人忍不住给上了颜色。一套老课本里的彩色插图，蝴蝶和花配得天衣无缝，蝴蝶是小孩子加的，用的彩色贴纸。
有的书页，则被当年的主人认真留下了批注。“修复中，工作人员突发奇想，干脆连当年的批注一起保留。”张立宪说，考虑再三，他们最终没有保留批注，而是决定全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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