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铁桶计划”被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如不采取断然措施，红军就会很快陷入敌军重围之中。这时，中央军委又收到前方战报：敌军已攻击到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战略要地古龙岗被敌完全占领，整个中央苏区仅剩下瑞金、于都、长汀、宁都、会昌5座县城，红军在各个方向频频告急。情况表明，敌“铁桶计划”正在一步步实施。
中央负责人深感形势严重，认为必须抢在敌“铁桶”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在此前，中央也已意识到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为此，中央军委命令红七军团、红六军团、红二十五军先行北上西征，并发出“猛烈扩大红军3万”的口号，充实主力部队，为红军战略转移做准备。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因此比预定计划提早了整整10天。
早在5月份开始，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红”突击运动。据研究者统计，仅在红军长征出发前的1934年5月至8月，于都人就献出粮食79390石。“在当时，这相当于于都全县30万人3年的口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讲解员黄华说。
在1个半月中，于都县“扩红”5186名，超过计划1.3倍。保林区石田乡党支部书记蔡桂香，带领整个支部的党员集体报名当红军。在他们的带动下，石田乡这一次报名当红军的人数，就占全区总数的80%。据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于都参加红军人数达6770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4，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多达1.63万人。此外，于都人民还安置和保护了1万余名留在苏区的红军伤病员及红军家属，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经过对敌“铁桶”计划和当前敌我态势的分析，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肖迪榕女士介绍：10月8日，红军地方部队奉命接替各线防御，红军主力则分别从兴国、宁都、瑞金、石城等地向于都地域集结。11日，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编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中央机关为第二野战纵队，由项英、瞿秋白、陈潭秋、贺昌、陈毅5人组成中央分局留在苏区，并且成立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同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任寰在赣南寻乌达成了秘密借路协议。
10月17日至21日拂晓，中央第一野战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与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的中央红军将士，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600多米宽的于都河，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之路。
各军团行军任务是：一军团1.99万余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左路前锋。三军团1.78万余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右路前锋。五军团1.21万多人，担任突围转移的总后卫，在西进征途中殿后。八军团1.09万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右翼拱卫，随三军团路线往西前进。九军团1.15万多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左翼拱卫，随一军团跟进。10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等机关，就是从东门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程的。离开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转移突围的红军，总计86789人。
在中央红军突围后的第10天，按照“铁桶计划”推进的敌军先后占领了宁都、长汀、会昌等地，当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得知红军的主力早已转移，国民党部队的150万大军精心铸造的“铁桶”，最终成了一只裂缝漏水的“破桶”。毛泽东在突破乌江后感叹道：“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六
中央苏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紧急调集部队围追堵截。但这位顽固反共的委员长直到最后也没查清究竟是谁向共产党提供了情报。
中央特科为粉碎蒋介石的图谋，又将有勇有谋的项与年从长征途中紧急调回上海，派他带领两名爆破队员赴江西南浔铁路炸毁桥梁和南昌飞机场及油库，以破坏敌人的后勤运输线，打乱敌人的“围剿”作战部署。
项与年赶回上海接受指令时，曾匆匆回家探望了一眼久别的家人，第二天就同两位战友登上轮船前往南京。
然而，这次出师并不顺利。他们刚刚到达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并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审讯。幸好，项与年随身带有国民党的各种证件，而且他善于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乘敌人放松警惕时逃离看管所。他乔装商人小心翼翼在各地活动，以防再次被密探逮捕。
一个多月后，上海已进入隆冬季节。一天夜里，历经磨难的项与年，趁着朦胧夜色悄然返回上海家中。他虽然逃出虎穴，但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指示他隐居家中，不得外出露面，同所有人员断绝一切交往，前后长达一个多月。
1935年春节刚过，节日欢乐气氛尚未消失，项与年突然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神秘远行了。这次，他受特科指派到香港从事抗日反蒋统战工作。不久，上海秘密党组织遭到破坏，中央特科被迫撤销，一部分同志转移至天津组成北方局情报部。项与年也由香港到天津报到，因身份已经暴露，他改名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一起，来往于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之间，从事情报、统战工作。此时，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正好担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和绥德地委书记。两次共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在项与年去世多年后，1996年7月，已退居二线的习仲勋为《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一书作序，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当年项与年的“送信”传奇：“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这也是对项与年秘密革命工作生涯的最好概括。抗战胜利后，项与年随部队转进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政协委员等职。1978年10月2日病逝于福建龙岩。
莫雄于1935年3月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因帮助红军顺利通过毕节辖区一事被蒋介石所知，蒋大发雷霆，以“守城不力”“通共嫌疑”将莫雄关押于南京军事处监狱。坐了几个月牢后，经张发奎、陈诚担保，莫雄终于获释出狱，后改任广东二十三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又将被囚禁的近百名共产党人释放出狱。抗战爆发后，历任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清剿”司令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曾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等职。1980年2月12日在广州病逝，终年89岁。
由于当年绝密情报仅限于中央极少数人知道，而战略转移又很匆忙，就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事先都不清楚，因此在党史文献中很少提及此事。
但是，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发生过的事，更不会忘记莫、项二人的功勋。2001年，根据军旅作家项小米的同名小说改编、知名电影演员于荣光和艾丽娅主演的电影——《英雄无语》，整部影片就是以莫雄和项与年革命英雄事迹及情感命运为创作原型的，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记住那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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