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南阳会战”的致胜原因及历史意义
（一）抗战胜利、日军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个别地区仍在战斗。譬如河南的西峡口。
8月15日之前，被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分割包围在西坪至西峡口一带的日军，因通讯信号中断，他们之间也无法联系，故而，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盘踞在马鞍桥等地的日军并不知道，他们依然于每晚10点，向我阵地射击半个钟头，我方亦回射半个钟头。直到1945年8月19日上午，日军在我宛西民团司令刘顾三的敦促下，才向没有接到投降命令的日军作了传达，日军这才正式放下武器。
8月16日上午10时，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军民的广播演说。他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
8月20日下午，中国通讯兵上尉、驻淅川战场视察员，年仅20岁的吴凯（河南开封人）奉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命令，代表中方接受日军第12军110师团第3联队队长吉松大佐的投降。
1945年8月20日下午6点，日军第12军110师团第3联队队长吉松大佐，率领一些日军军官，站在日军司令部(设在西峡口马王庙街，今为“别公酒店”)门口，等待中国代表前来受降。
吴凯一行到达后，吉松等人立即行礼。吉松说：“败将吉松向中国军方代表报告：日本皇军第110师团木村经广中将，命令我在此负责终止战争的一切事宜，请贵军代表发布命令，我的执行照办。”说罢，从腰间取下佩刀，低着头，双手递向吴凯。吴凯示意随从人员从吉松手中接过军刀。接着，宛西民团司令刘顾三宣布：“请中国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代表吴凯队长，向日军代表吉松联队长宣布受降命令。”
吴凯说：“我命令西峡口、淅川两地日军，迅速向西峡口镇集中。在部队集中待降期间，日方必须保管好枪械、弹药及一切军用物资，不准隐藏、不准销毁，等待接收。日方军队必须服从中国军队的一切命令，不得与我方发生任何冲突与摩擦。此令!”
吉松随即向吴凯交出仓库物资清单及西峡、淅川两地的日军人数报告书。吴凯接过清单后，命令刘顾三派人按清单清点仓库军用物资，清点完毕，各仓库门上贴上封条。
8月2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下令，各地日军于8月底前，将军旗一律焚烧完毕，以免被中国方面获取，留下永久性耻辱。
8月25日清晨6时，4000余名日军，在西峡口城南门外的一块空地上整装列队，举行焚烧军旗仪式。
6时30分，吉松大声喊道：“立正，迎军旗！”举旗官举着联队的军旗，在8名护旗兵的护送下走出南城门，来到会场中间。吉松声嘶力竭地喊道：“向军旗敬礼！”
敬礼毕，日军士兵一起举枪，在空中上下三次，再行军礼。这时，值旗官手拿一支燃着的蜡烛，将军旗点燃。在军旗燃烧起火的瞬间，8个护旗的日军一起大哭，如丧考妣。
（二）“南阳会战”致胜原因及不足
“南阳会战”中，中国军民之所以取得辉煌战果，主要原因如下：
1、日军轻敌冒进，指挥失误。“南阳会战”，尤其是在西峡口作战时，战争形势与中原会战大不相同。首先，西峡口地区地形复杂，日军战车行动受到一定限制。中国军队开始配备战车防御枪及重炮，日军战车受到很大威胁，再也不能像中原会战时那样横冲直撞。其次，此时日军兵力不足，厌战情绪严重，士气低落，补给困难，已是强弩之末。“南阳会战”时期，日本士兵川崎幸八郎因不满日军在中国的法西斯暴行，弃队逃走。再次，空中优势由日方转到我方。日军将领无视这些情况，急躁冒进，结果遭致惨败。
2、中国作战策略和中国将领指挥得宜。战争情况瞬息万变，将领能根据情况自由裁量，上峰不为遥制，这样才能创造抓住有利战机战胜敌人。在西峡口作战中，正是胡宗南信任不二，王仲廉才能指挥所部由开阔地带转移至地形更为有利的奎文关，再诱敌至重阳店附近既设阵地，以优势兵力，由南北两翼将敌人包围，将其实施中央突破的部队歼灭，取得重阳店歼敌的重大胜利。
3、中国一方后勤保障有力。
4、空军提供有力支援。中国航空委员会副主任王叔铭在汉中南郑设立指挥所，指挥第4、第11两个飞行大队，协助南阳作战。战事激烈之际，第11大队每每于山岳沟峪之间，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超低空飞行，曾在中蒲塘、豆腐店、鹰爪山、丁河店、马头寨等战斗中，给地面部队有力支援，取得辉煌战果。按照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河南警备总司令刘茂恩的话说“创我自抗战以来，在陆海空联合作战上之新纪元。”
5、军民密切合作。“南阳会战”的实际指挥者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深有感触地说道：“我在八年抗战中，经过12省份之战役，惟有宛西内乡、镇平、淅川各县军民合作无间，精诚团结，抗战到底。”在“南阳会战”中，我地方民团数万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在袭击敌人后方、供给情报、担任向导、运输、护送伤兵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民众还节衣缩食，毁家纾难，为军队提供粮食，鼓舞了作战士气。
6、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斗争起到重要作用。在共产党的宣传和组织下，南阳人民积极投入到“南阳会战”中，毁家纾难，在物质和人员上给抗战强有力的支持，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
当然，“南阳会战”也有不足之处，致使没能取得更大战果。
第一、国民党军队反共，削弱了抗战力量。
第二、战前准备不足。西峡口镇对双方都至关重要，但国民党军队战前并未准备在此地作战，不仅部署兵力有限，而且未能很好进行工事加固，仓促应战，致使该地很快失陷，敌人获得很好的支撑据点。西峡口镇作战失利后，转进奎文关实是一招臭棋。其缺陷包括：（1）距离西峡口距离太近，没有备战时间。（2）战斗正面纵深太浅。（3）负责中蒲塘掩护侧翼的国民党军队未能阻止日军挺进部队，使主力受到严重威胁。幸亏日军没有把握住战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行动迟缓，贻误战机。
第四、有的部队消极避战，闻风溃退。负责防守镇平的高树勋部基本未作抵抗就向西退走。第五战区南华镇方面的刘汝明部，在未告知并肩作战的鲍汝澧部的情况下后退，致使鲍汝澧部右翼空虚，敌人有随时迂回荆紫关之虞。在此情形下，鲍汝澧部如果退避，淅川全境不保。
第五、陆空军配合不够理想。在西峡口作战中，空军未能进行有力支援，是西峡口镇陷落的一个原因。在“南阳会战”中，甚至出现了中美军机误炸我军民的情况。1945年4月中旬，中美飞机误炸正在休整的第23师。
（三）“南阳会战”的历史意义
“南阳会战”是中国十四年抗战中历时最长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后期最有影响的一次战役。”“从1945年3月29日（实为21日）打响，持续到8月22日（实为19日）日军投降停止战斗”，“在历时五个月的战斗中，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况之激烈，是抗日战争史上少有的。”“较之台儿庄战役毫不逊色(王仲廉语)”。对于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如下重要历史意义：
1、重创日军，打乱了其作战计划。“南阳会战”给日军沉重的打击，歼灭日军近2万人。另外，此次会战还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日军原打算在此次作战之后，将第110师团、战车第3师团调往上海对美作战，结果这些部队深陷泥沼，自顾不暇，最后也未能从南阳抽身。
2、保卫了大后方的安全和人心稳定。如果不是中国军民在南阳顽强阻击日军，给其以重击，日军占领西坪后，极有可能沿豫陕公路继续西进，威胁西安、汉中，甚至重庆，引起很大的社会震动。
3、在军事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此次会战中，中国军队用战车防御枪击毁日军战车数辆。这在中国战场上即使不是首次，也是较早使用的之一，不仅在对敌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军队反装甲作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其次，这次作战中陆空联合作战，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4、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此次会战不仅再次证明了日军不是不可战胜的，而且表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其失败已为期不远。
“南阳会战”为什么知名度不高？
因政治原因缺乏宣传。（吴凯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区最后一战——西峡口战役，无论是在中方战史还是日方战史都有明确记载，正是由于西峡口战役的历史地位突出，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6月，第1战区长官部决定在西峡口拍摄抗战影片。因1945年3月至1945年8月因吴凯曾亲自参加了这个战役，日本投降后吴凯又曾在西峡口代表中国军队向侵华日军传达受降命令，故长官部电令吴凯到西峡口协助战地摄影队作引导工作。
摄影队由第一战区长官部参谋处潘参谋（上校）带领，全队10多人，其中工兵参谋、炮兵参谋、作战参谋等多由长官部参谋处一科调来，他们负责拍摄现场。双方战地布置工作，二科抽调一部随队电台，由二科通信组电台总台长黄彪负责，还有副队长兼科长刘庆曾的私人秘书吴隆复，他擅长摄影，协助摄影师工作。主要负责影片拍摄的人据说是从重庆电影制片厂派来的，当时潘参谋有一个对大家的口头许诺，说是影片制成公演时，参加拍摄的这些人都会以军事顾问的名义在片头出现。随行的还有一个特务团（扮演中日双方军队）、辎重汽兵团（汽车30多辆）、枪炮、马匹等俱全。他们从西峡口沿豫陕公路，在重阳店、丁河店、鹰爪山、奎文关、霸王寨、棉花沟、大泉寺等处拍摄，一直干了20多天，才返回西安，各归原建制。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部影片并未公演，长官部只在西安市作为抗战图片进行过公开展览。
这部影片始终没有上映是政治原因，即当年在西峡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一些高级将领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有关。比如中共特别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第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在本师内部建立秘密党组织，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且又在1946年11月的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担任了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4兵团第14军42师师长；参与西峡口作战的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原第4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蔚如，于1949年起义后参加解放军，建国后长期担任陕西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在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正义感的两支抗日主力部队78军和85军中，78军军长赖汝雄抗战胜利后拒绝打内战，连续3次婉拒军职，赴美定居。85军军长吴绍周，在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中坐等被俘，此后积极为抗美援朝出谋划策，编写的资料呈送毛泽东主席参阅。23师师长袁子华、62师师长鲍汝澧、28师师长王应尊均在解放战争的前线起义，回归人民阵营；第119师师长刘广信、55师师长李守正都在解放军战争的前线向解放军投诚；第36师师长崔贡琛被剥夺兵权后遭特务暗害；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因在1947年冬对解放军作战失败而被捕扣押，后保释闲居；27军47师师长李奇亨于1948年3月投诚解放军，担任解放军的军事教员。除了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27军军长谢辅三、42师师长谭煜麟等个别人之外，最终几乎全部转向共产党一边。故而，对于“南阳会战”，国民党不想宣传。至于我们这一方呢，把在“南阳会战”中作战的宛西民团称为土匪，担任过保长、连长以上“伪官”的几乎全部镇压，所以也无法宣传。自1978年以来，经过三十八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人看事，逐渐拨开了历史迷雾，使“南阳会战”这一段历史，重见了天日。我们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应该有所反思，日本为什么敢来侵略我们，而且，打到我国的腹心之地，烧我房子，杀我人民，淫我姐妹，掠我财富？据统计，1937年，日本的总人口是7063万，仅1937年-1945年，八年间，我国人民死于日军之手的是3500万。3500万呀，为日本1937年的人口的一半，日本敢于侵略我们，除了我们穷，我们落后之外，精神力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故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更应该进行精神方面的教育，唤起、发扬、光大我们的血性，爱国之血性。“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作者手记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南阳会战”方面的研究很不够。
好在的是，大陆内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2015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南阳会战”之事到南阳进行了实地采访，并制成了长达三十多分钟的专题，对国内外播出。人民出版社和河南科技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拙作——《南阳会战——中日最后一战》。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部，委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蒋风波先生对拙作进行审读。我想就这个机会，把蒋先生对拙作的评价给大家读一读。
本书稿依据中、日官方出版物和作战详报及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等资料，详细记述了南阳会战前后的国内外形势、中日双方的战略企图和部署，生动展示了会战的详细进程和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军的波澜壮阔历史场景，表现了中国军民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坚强决心和民族情怀。同时，书中还适当介绍了战区人文历史和著名人物简要生平，描述了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具体情况，还用专门章节揭露了日军侵略者在该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记述了这一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的抗日活动，歌颂了广大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全书内容丰满，文字流畅生动，有较好地可读性、知识性和史料性，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背景下出版本书，对读者了解和研究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历史具有很好意义。书稿涉及的基本历史史实准确，阅读中未发现重要错情和涉及政治、政策方面的问题。建议同意如期出版发行。
关于“南阳会战”的研究，台湾方面也很重视，成立了专门研究“南阳会战”的机构，还除了两本专著《河南西峡口军民抗战实录》（（台北）河南西峡口军民抗战实录编辑委员会编）、《王曲文献·第四部·战史：抗战之部（下）》（（台北）中央军校第七分校王曲师生联谊会王曲文献委员会编）。香港方面也很重视，香港《大公报》的马亮先生，就南阳抗战之事，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并将这个采访整理成文——《南阳会战系最后一役》，约五千字，在《大公报》的要闻版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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