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刘”三条路
蒋介石上台后，刘湘一度被蒋利用，参与反共。但刘、蒋之间也在激烈争夺对四川的控制权。红军刚开始长征，蒋介石就命令刘湘赴南京商讨“追剿”。刘湘顾虑重重，对心腹说：“红军西来，假如目的在于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未尝不可一拼。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胜利是替蒋造机会，失败就更不必说了。”果然，蒋介石在1935年1月派出参谋团2000余人进驻重庆，名义上是督导“剿匪”，实际上却在干预四川军政。
此时，中央红军正准备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到川北或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湘吩咐手下：“黔北的红军只要不危及我们的政治生命，我们就虚以周旋，保存实力，决不对抗。”红军飞夺泸定桥后，迅速北上川西北懋功地区，刘湘松了口气。
当年5月，蒋介石到重庆，一纸手令剥夺了刘湘的军事指挥权。很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尖锐起来。当时川军大部分部队都集中在成都附近，以防被各个击破。蒋介石命令川军去打红军，川军各部拖延观望，保存实力。川军对蒋介石的阳奉阴违，客观上有利于红军北上。
在与蒋介石的对抗中，刘湘也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立场，由反共拥蒋的地方军阀，转变为愿意参加抗日的地方实力派。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刘湘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日。8月7日，刘湘乘飞机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他在会上说：“四川可出兵30万抗战，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国民政府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郑州。刘湘匆匆踏上征程。
上任之际，刘湘胃病已很严重，经常咯血不止，部下劝他休息一段时间。他坚持说：“打了那么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能在后方苟安？”川军出川抗战，是抗日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据史料记载，抗战8年，四川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阵亡川军26.4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人，为全国之首。
1937年11月中旬，日寇打到南京城外。刘湘闻讯，提出调川军两个集团军保卫南京，由他亲自担任总指挥。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我以带病之身，如能与首都共存亡，也是心安理得、含笑九泉。”但此刻刘湘胃溃疡复发，被紧急送往汉口医院救治。1938年新年刚过，刘湘病情急剧恶化，至1月17日他的血管收缩，连血都输不进去了。1月20日晚8时，48岁的刘湘去世。
再说刘文辉，他早就和中共打过交道。1935年，蒋介石命令刘文辉在大渡河上修筑碉堡，坚守阵地。但当时的刘文辉被刘湘打败，元气大伤，无心攻击红军，所以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针，也没严厉督促部下修工事，直到红军即将抵达泸定桥时，刘文辉的守桥部队才到桥边“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这客观上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条件。
在抗战中，刘文辉与中共高层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多有交往，并最终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不过，当初他也只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总结前半生时他说：“因时势推移，由假成真而导致了起义。”1949年9月，刘文辉接到周恩来电报，大意是，中共大军行将西进，希望刘文辉积极准备，相机配合。刘文辉仔细盘算，决定投诚。起义后，蒋介石抄了他的家。建国后，刘文辉曾任林业部长。他晚年很少回忆过去，并曾说过：“搞政治没意思。”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病逝，时年82岁。
刘家还有个“名人”刘文彩(1888-1949)。他是刘文辉的五哥，全靠刘文辉发迹。1922年，刘文辉请他出山帮助理财，刘文彩果真是把铁算盘，10年间先后兼职10余种，军权财权一把抓，不仅解决了刘文辉的军需，自己也成了暴发户。
刘文彩被人们所熟悉，是解放后的大型泥塑展览《收租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刘文彩的形象被政治化，《收租院》的一些细节如水牢、吃人奶等，确实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虚构的。后来有人认为，刘文彩是“被冤屈的好人”，说他对农民并没有那么苛刻。
不过，刘文彩倒真是个“土皇帝”。刘文辉败退西康后，刘文彩退隐大邑老家。他组建了一个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成员分布十余个州县，各县乡镇设立分社支社360多个，由刘文彩亲选各地社长。
倚仗这个江湖势力，刘文彩横行乡里。相传，大邑每个新县长上任，都要到刘府拜“菩萨”，恭恭敬敬送上红包。刘文彩妻妾成群，除了早年亡故的元配吕氏和继室杨仲华，还娶了三姨太凌君如、四姨太梁慧灵，并和无数个女人纠缠不清。直到晚年，还娶了五姨太王玉清。1949年10月，刘文彩在四川双流县病死。
大邑刘家除了“三刘”外，还出过不少人。刘文辉的大哥刘文渊，民国时曾任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等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刘氏豪门辉煌逐渐消散，唯有大邑的刘氏庄园改成的民俗博物馆，作为历史的见证，依旧留在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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